人才难得周云的报告很快……

周云的报告很快交到了宋时的手里，宋时低头看着这些数据，神色有些难看。

大魏立国之初，太祖虽然起于微末，但却以文教立国，甚至将优待士人几乎定为国策。

虽然不至于像代宋一样刑不下大夫，但是说一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太祖不仅免掉了所有官员的徭役，随后的历代皇帝对于田税也多有减免。

到了先帝时期，生员秀才免田税八十亩，举人免田税一千二百亩，进士免田税两千亩，朝中官员则按品级免田税两千七百亩至一万亩，江南地区免得田税更多，即便致士，依旧按原本品级折半减免。

原定的优免田占全国耕地的10，而在宋时的清丈下，算出的数据早已超过了35。江南地区的士人占据了60以上的田地，却只缴纳了5的税银，而剩下40的平民，却要承担90以上的田税。

甚至因为鱼鳞册严重失实，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田亩并未登记。

东林党的钱谦益在常熟拥有4万亩的田亩，然而却仅缴纳2000亩的田税。甚至还有士人以“儒商”的名义免商税。

随着大魏末期的朝政崩坏，社会结构失衡。诡寄田亩，投献人口为奴以逃避粮税，优免田超额超占，已经成为江南地区的常规操作，不少士族的奴仆其实都是为了逃税而卖身的佃农，生员的资格早已成为了避税的工具和可以买卖的生意。

随之而来的，自然就是江南根深蒂固难以拔除的顽疾：蓄奴。

其实自有历史记载以来，华夏就有着浓重的蓄奴史，代宋文风昌盛时，儒家学说流行，奴仆地位有所发展。

而信奉以及常用奴隶制度的代元却打断了这一发展，即使太祖尽力挽回，提倡儒学，限制蓄奴，甚至定下“庶民不得蓄奴”的国策。

但是再完善的律法，都需要有人去执行。

再坚固的堡垒总有漏洞可以钻。

张相试图通过一条鞭法改变这个现状，但是被万历人亡政息了。

大魏三百年沉珂，是道德沦丧，也是法纪废驰的结果。

宋时可以大刀阔斧的下令以严明的律法将奴仆全部释放，但是无法一次性安置大量失去工作后废奴的生计问题，也可能会对江南地区资本萌芽和新生产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。

无利于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。

只是，看到本地官吏追捕逃去北方意图从军脱籍的奴仆那段时，宋时还是被气笑了：“大魏律有言在先：禁止奴婢典卖、禁止逼良为奴！怎么，地方官府遇到这样的情况不仅不帮忙，还要帮助那些大户和军方抢人？是觉得镇远军的刀还不够快吗？”

周云咳嗽了一声：“这些官吏已经全部被巡检司按例处置过了，相关人员全部降级流放，从吏部派遣了新的官员上任，许是江南之地牵扯颇多，下官会加紧巡查……”

“还是从根源上下手比较好，让户部派人过来，把江南的田亩好好的清，账目也好好的理，先把田税算清楚，先行留出时间让人自动登记。超过限额一旦查出偷税漏税的，家产充公，按情况流放或者苦役！”

“至于优免田，先把相关资料探查清楚，按下不表，留待日后，不过吏员以及从学院渠道晋升的官员，一律免去优免田。”宋时闭目有些烦躁，各地的学院新建时间还短，吏员到底还是不够抗衡朝中根深蒂固的党派势力。

这个士人的命根子——科举，暂时还不能废除，找机会先把优免田额度废除一半，有高薪养廉制度在先，只动一半应该不会引过大的反扑，不过科举相关的设施比如国子监就要冷放一段时间了。

但是宋时绝不会这样白白的咽下这口气，等她找到机会，通通打包丢去南洋和澳洲！

“回头让各地报纸以及官方邸报全部重申一下：大魏律，庶民不可蓄奴，凡有脱籍者，主家不放的，皆为视同自动脱籍，算做良民，可自行登记，如有暴力阻拦，皆做殴打入刑！”